第199章 农机厂最后一口气(1/2)
雪是后半夜砸下来的。
鹅毛一样,大片大片糊在淮海县老街上。
到天亮,国营农机厂那根最高的红砖烟囱,已经白了半截。
可烟囱口黑洞洞的。
一丝白烟都没有。
家属大院里静得吓人。
往年这时候,锅炉房早该轰隆隆烧起来。
热水管子敲得咣咣响,广播喇叭里放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。
今年没有。
只有风钻进破窗框,呜呜咽咽。
像有人在哭。
铁轨锈在雪底下。
废铁皮、烂麻袋、煤渣子,被雪一盖,看着倒干净了。
可没人觉得好看。
锅炉房门口挂着一把冻硬的铁锁。
锁鼻子上结了冰。
墙根下,还剩半筐碎煤末。
黑乎乎一层,掺着泥,连炉子都点不着。
几个老工人裹着棉袄从门口路过,脚步都放轻。
没人往厂办楼上看。
谁都知道,厂里公账上,已经连一车劣质煤球都买不起了。
马卫东坐在厂长办公室里。
身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。
大衣领口磨得起毛,袖口露出旧棉絮。
办公桌是铁皮的,边角长满红锈。
桌上那只搪瓷茶缸,缸沿磕掉一块瓷。
茶水早凉透,上头结了一层薄冰。
他伸手碰了碰。
冰面“咔”一声裂开。
马卫东把手缩回来,指头冻得发木。
桌上堆着一摞信。
全是手写的。
泛黄的信纸抬头上,印着“淮海县农机修造厂专用笺”。
有供电所催电费的。
有煤站催煤款的。
还有轴承厂、钢材站、运输队的欠条。
字迹一个比一个急。
红笔圈出来的数,像一块块烙铁,烫在他眼皮底下。
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很轻。
不像平时工人进厂长室那种硬邦邦的步子。
门被推开一条缝。
冷风先钻进来。
接着,一个瘦巴巴的老头站在门口。
“马厂长……”
马卫东抬头。
是潘机修。
厂里老钳工。
跟他一块进厂,一块熬夜抢修过拖拉机齿轮箱。
年轻时候,一把锉刀能把轴套修得比新买的还顺。
潘机修今天没戴帽子。
头发花白,贴在头皮上。
两只手缩在袖筒里,手背上冻疮裂开,一道道紫红口子。
马卫东嗓子哑。
“进来。”
潘机修把门关上,却没往前走。
他站在门边搓手。
搓了几下,又停住。
“坐啊。”
“俺也去不坐了。”
潘机修低着头,从棉袄内兜里摸出一张纸。
纸揉得发皱,边角都湿了。
他捏着那张纸,手抖得厉害。
马卫东看见抬头几个字,心口猛地一沉。
停薪留职申请书。
办公室里一下更冷。
马卫东盯着那张纸,半天没开口。
潘机修嘴唇哆嗦了一下。
“马厂长,俺去也……俺也去实在没法子了。”
他把纸放到桌上,又怕纸被风吹跑,用裂口的手掌压住。
“家里四口人。”
“老伴咳得下不了炕。”
“小孙子昨晚饿得哭,俺去也拿热水泡玉米面,泡不开。”
“厂里再不发钱,俺去也一家真熬不过这个冬天。”
马卫东眼角抽了一下。
“你要去哪?”
潘机修喉咙滚了滚。
像是这几个字比铁还难咽。
“城东。”
“飞云。”
马卫东的手指一下攥紧。
桌上的信纸被捏出皱痕。
潘机修不敢看他。
“听说他们那边收旧机器,也要会修机子的。”
“缝纫机、锁边机,踏板偏了、飞轮卡了,都得有人整。”
“俺去也这老手艺,修不了大车床,修个小机头总还能糊口。”
马卫东声音发硬。
“你一个八级钳工,去私营服装厂修缝纫机?”
潘机修肩膀塌下去。
“八级钳工也得吃饭啊,马厂长。”
这句话不重。
却像锤子砸在马卫东胸口。
潘机修又从兜里摸出半截铅笔。
“手续还是嘚走。”
“俺也去不敢丢编制。”
“万一厂里哪天缓过来,俺去也还想回来。”
说到这,他眼圈红了。
“马厂长,俺去也不是忘本。”
“俺去也十八岁进厂,半辈子都在这院里。”
“俺去也就是……就是不想看着一家人冻死饿死。”
马卫东看着他那双手。
那双手以前能稳稳夹住千分尺。
能听着机床一响,就知道轴承哪儿咬牙。
现在冻得像两块烂萝卜。
他想骂。
想拍桌子。
想把那张申请书撕了。
可搪瓷缸里的薄冰,信纸上的欠款,锅炉房死掉的烟囱,全摆在眼前。
马卫东拿起钢笔。
笔尖冻得不出墨。
他拧开笔帽,往手心呵了两口气。
哈出来的白雾很快散了。
还是冷。
潘机修小声说:“马厂长,要不算了……”
马卫东猛地瞪他。
“算啥?”
他把笔尖狠狠往纸上一压。
划了两下,墨终于出来。
马卫东三个字,写得歪歪扭扭。
不像签批。
像刀刻。
签完,他又从抽屉里摸出公章。
红印泥冻得发硬。
他用手指抠了抠,按下去。
章子落在纸上,颜色浅得发乌。
可总算盖住了。
潘机修盯着那枚章,眼泪一下滚出来。
他赶紧抬袖子擦。
“马厂长,俺去也对不住厂里。”
马卫东把申请书推回去。
“去了就好好干。”
潘机修愣住。
马卫东没看他。
“别给农机厂的人丢脸。”
潘机修嘴唇动了好几下。
最后只弯下腰,把那张纸折好,塞进最里面的衣兜。
他转身往外走。
门拉开时,风雪扑进来。
潘机修忽然停住,背对着马卫东说:“马厂长,厂里东车间那几台高精车床,俺也去昨儿去看了。”
“油封还没坏。”
“导轨也没锈死。”
“要是真哪天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。
马卫东抬起头。
潘机修已经弓着腰走进雪里。
背影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弯的铁丝。
门关上。
办公室里只剩风声。
马卫东慢慢站起来。
膝盖僵得发疼。
他走到窗前,用袖口擦了擦玻璃上的冰花。
楼下的机床车间,门半开着。
里面黑洞洞的。
几只野猫钻在高精车床底下避雪。
那几台床子,是当年厂里最宝贝的东西。
为了买它们,县里开了三次会。
红绸子挂过,锣鼓敲过。
他还记得自己十八岁进厂那天。
厂门口大红标语写着:
进厂光荣,当工人光荣。
他穿着新发的蓝工装,胸口别着小红花。
师傅拍着他的肩说,小马,好好干,工人阶级腰杆子最硬。
后来他当劳模。
又当班组长。
再到厂长。
他一直觉得,只要厂门还开着,烟囱还冒着烟,这辈子就不会塌。
可现在烟囱冷了。
锅炉灭了。
老伙计拿着停薪留职申请,一个个往外走。
他们不是背叛。
是活不下去了。
马卫东把额头抵在玻璃上。
冷意扎进皮肉。
他想起前些日子在家里,他指着马云飞鼻子骂。
骂他不务正业。
骂他摆摊丢人。
骂私营厂朝不保夕,国营厂才是铁饭碗。
那时候他说得硬。
嗓门大。
像一辈子都不会错。
现在桌上那堆欠条,楼下那口死烟囱,把他那点硬气一层层刮下来。
刮得只剩骨头疼。
外头有人敲门。
“马厂长,家属院那边问,今年蜂窝煤还发不发?”
马卫东没回头。
门外的人等了一会儿,又小声说:“锅炉房老孙说,再不点炉,水管子怕冻裂。”
马卫东喉咙像塞了把砂子。
“知道了。”
脚步声退远。
办公室里又空下来。
马卫东回到桌边。
那部红色拨盘电话放在信堆旁。
塑料壳掉了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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